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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工投诉找熊德明谁的悲哀田一龙

2019-10-16 18:14:00  百娱娱乐网

据11月29日《重庆时报》报道,因对温总理说了句大实话而备受关注的云阳农妇熊德明,将专程前往温州,为几十名患上“矽肺”职业病的老乡讨说法。这些农民工遇到麻烦,为何不依法投诉或上诉,而是想到了找熊德明?

有问题找熊德明 谁的悲哀?

“咱村谁谁是大官,有事就找他”、“他是名人,不帮村里人帮谁”……在中国的大部分乡村,许多农民都有这种意识,有人遇到麻烦事,大家也会这样出主意。在这些人心目中,大官、名人,远远大于法,是自己的靠山,这是一种“人治大于法治”惯性思维的典型表现。同样,熊德明的老乡在温州得了“矽肺病”,首先想到的不是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,而是想到本村有个叫“熊德明”的名人,很大程度就缘于此。

名人管用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现实原因。以此案为例,如果不出意外,熊德明为农民工讨回说法的概率很高。我之所以这样认为,是因为熊德明出马后,许许多多的新闻媒体必然闻风而动,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势舆论导向,一家小小企业,当然不愿意为几十个农民工坏了名声,他们何不借此机会,花钱换个好商誉?另外,名人效应、媒体关注,当地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不管,在这样背景下,解决几十个农民工疾病问题,应该不成问题。更重要的是,不给农民工治疗“矽肺病”,明显违法,企业也不会在公众和上级压力下,在违法道路上越走越远吧?

反之,假如这些农民工全心全意信赖法律,能解决问题吗?很难,至少说比找熊德明要难上很多倍。尽管我国有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劳动法》,可谓法律健全,规定也很具体完备;尽管我们还有专门的卫生管理、劳动监察等专职执法部门,吃“皇粮”的执法人员也不少,但究竟有多少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能深入基层,主动维护劳动者权益呢?在中国,有几个农民工见过卫生、劳动等执法人员主动为其服务过?常言道,民不举官不究,但不少时候,民举官也未必究。从这个层次上说,重庆几十名农民工找熊德明,实属无奈之举。然而,大多数在外打工的农民工,家乡里并没有名人做后盾,他们遇到这类事情怎么办,他们去找谁?

信奉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,应是建设法治国家题中应有之义。信奉名人不信奉法律,既是农民工的悲哀,也是名人的悲哀,更是法的悲哀。

民工维权怎能靠熊德明?

难怪熊德明说“烦了”,我们对民工讨薪、偏激维权的新闻也“阅读疲劳”了,可是从社会正义、私权保护的主张看,还是忍不住心酸。足寒伤心,民寒伤国。农民工维权竟然屡屡要找非组织非政府的熊德明这个自然人,说明维权渠道的阻滞。无职无权的熊德明远赴温州,这本身就是对某些政府工作不作为的一种批评。民工维权怎能依靠“熊”心救世呢?

我们营造了强大的社会舆论环境,建立了灵敏的预警机制和严厉的问责机制,拟订了具体保护措施,却还是难以抹掉不少农民工脸上的伤心泪水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,站在他们对面的是资金不菲、往往与当地政府关系不同一般的企业主与商人,尽管有了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,但现实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严重供过于求,这让侵权行为获得了更多博弈的筹码。

农民工与企业也是一种劳资关系。从已有的各式各样的维权法律、法规来看,应不需要通过行政力量达成。遗憾的是执行时力度不够导致“渠道畅而难通”,农民工只能转而寻求政府、媒体,甚至求助熊德明这样的“代言人”。“找我寻求帮助的人很多,可我只是一个农民。”熊德明称,面对众多的求助者颇感无奈。把一种严重缺乏诚信的社会病,把某些职能部门在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的失职渎职,交给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去整治,是“熊德明”不能承受之重。

无论多么美妙的权利话语和多么完美的权利体系,如果缺乏有效的救济机制,法律上的民权最终仍然不过是权利的“空头支票”。鉴于已有的法律救济体系对农民工而言成本太高,因此,很有必要立即着手建立起针对民工的法律援助体系。管理部门应当立即担负起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责任,把农民工问题规范化、制度化,从根本上杜绝形形色色的侵权行为,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。国家应借助《社会保险法》立法之际,将农民工逐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范畴,真正实现公共财政的职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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